然而,這種情況不但令人驚訝,而且相當危險。令人驚訝,因為在近代歷史上,也許從不曾有這么多人——包括東方人和西方人——的觀念以及生命,被狂熱的社會與政治學說所改變,有時甚至被猛烈翻攪。相當危險,因為如果應該注意觀念的人,也就是說,訓練有素、能對觀念作批判性思考的人,忽視觀念的話,觀念有時候就會形成一股不受拘制的動力,對廣大人群產生無可抗拒的影響力,這些力量會變得極為暴烈,不是理性批判所能左右。一百多年以前,德國詩人海涅(Heine)就曾經警告法國人,不要低估觀念的力量:一位教授在他寧靜的書房里孕育出來的哲學觀念,可能毀滅一個文明。海涅認為康德的巨著《純粹理性批判》(Critique of Pure Reason),是一把處決了歐洲“自然神論”的寶劍;盧梭的著作在羅伯斯庇爾的手中,變成一種沾滿血漬的武器,摧毀了歐洲的舊體制。海涅并預言,有朝一日,費希特(Fichte)及謝林的浪漫信仰,將由他們狂熱的德國信徒,轉用于抵拒西方的自由文化,因而產生可怕的效果。事實證明,海涅的預測并非完全錯誤。然而,如果教授真正能發揮這種致命的力量,那么,可不是也只有其他教授或其他思想家、而并非政府或國會委員會,才有辦法化除他們的力量么?